文 |有风
最近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出了个大新闻。
1999年出生的闵超通过"新百人计划"被聘为研究员，还拿到了博导资格，成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最年轻的博导之一。
这消息一出来，网上立马炸开了锅，不少人都在问，26岁当博导，到底够不够格？
大家有疑问很正常，在大多数人印象里，博导都是头发花白的教授，得在学术圈摸爬滚打几十年才有资格带博士生。
突然冒出个26岁的年轻人担此重任，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有人质疑他的学术积累够不够，也有人觉得文科领域讲究厚积薄发，这么年轻怕是难以胜任。
浙大校方很快出来回应了，说"新百人计划"选拔看的是学术潜力和创新能力，程序绝对合规。
这话听着没问题，但老百姓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。
毕竟在大家眼里，博导不仅是个职位，更代表着学术权威。
现在高校把博导资格和职称、年龄脱钩，更像是给了个"科研项目负责人"的身份，这种认知上的错位，才是争议的关键。
26岁当上博导，凭什么？
要搞清楚这个问题，得先说说高校人事制度的变化。
以前评职称、当博导，基本上是论资排辈，熬到一定年头自然就有机会。
2020年教育部出台了破除"四唯"的方案，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，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冒出来。
不光浙大，清华的"水木学者"、复旦的"青年研究员"计划，都是一个路子。
这些政策打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，给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提供了快速成长的通道。
这种改革确实激活了学术生态，让不少年轻人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就拿闵超来说，能通过"新百人计划"选拔，肯定有过人之处。
他研究的"新时代青年使命"课题，对思政教育有不小的启示。
这种贴近现实的研究，正是当下学术界需要的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需要长期积累，和理工科那种"短平快"的成果产出模式不太一样。
用同样的考核标准来要求，确实有点不合适。
改革的好处与年轻人的压力
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，以前年轻人想在学术界立足，得慢慢熬资历，很多人在35岁前的学术黄金期错过了机会。
现在有了这些破格选拔政策，有才华的年轻人能更早独立带团队、做研究，这对基础研究突破很有帮助。
但改革也带来了新问题，最突出的就是"非升即走"的考核机制。
一般来说，青年学者有3-6年的预聘期，这段时间得完成高水平论文、拿到国家级课题，不然就得卷铺盖走人。
有些学校甚至要求"三年3篇顶刊"，这种压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
年轻人不光要搞科研，还得上课、带学生，有的还要兼顾家庭。
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，生怕考核不通过。
不少人为了凑成果，长期熬夜加班，身体都搞垮了。
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有些学校科研启动资源不足，也没人带新人，青年教师几乎成了"学术计件工"，这种状态下很难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。
如此看来，高校人事改革还得继续深化。
评价体系得更科学，不能搞"一刀切"。
基础研究要看原创性，应用研究要看转化价值，人文社科要看思想深度。
不同学科有不同特点，考核标准也得灵活调整。
制度保障也得跟上，启动经费要给够，实验平台和数据库要共享，让年轻人能安心做研究。
对没通过考核的，也别一棍子打死，可以提供转岗机会或者推荐到合作机构，给条"软着陆"的路子。
心理健康关怀也不能少，学术压力那么大，心理咨询服务得跟上。
还有个重要问题是社会认知的错位，高校得主动跟公众沟通，讲讲博导制度的变化，让大家明白现在的博导更多是个"岗位资格"，不是过去那种"终身荣誉"。
也可以用通俗的语言介绍青年学者的研究价值，让老百姓知道这些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，为什么值得被破格提拔。
这场争议其实是个好事，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高校人事改革中的问题。
从"论资排辈"到"能力说话"，这条路肯定不好走。
但只要坚持分类评价、完善保障机制、加强公众沟通，就能让改革更顺畅。
大家关心26岁博导的事情，本质上是希望学术界能越来越好。
老百姓期待看到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脱颖而出，也担心拔苗助长毁了人才。
高校人事改革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让学术回归本质，让年轻人既能施展才华，又不至于压力太大。
现在的争议或许会慢慢平息，但改革的脚步不能停。
如何让评价体系更科学，让学术环境更健康，让年轻人更有奔头，这些都是高校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。
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，才能真正让"破格提拔"成为常态，让学术界充满活力。
26岁当博导是不是太年轻？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。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高校人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，未来还会有更多打破常规的事情发生。
我们既要有包容的心态，也要保持理性的思考，给改革一点时间，也给年轻人一点空间。
毕竟，学术的进步，终究要靠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去推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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